其实，信托简单回顾信托兴起壮大的取决这段历史，我们就能够看出来一个简单的于政事实。那就是信托信托公司在标品业务领域，难有较大作为。取决这类业务是于政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的基本盘和根据地，安身立命所在，信托经过多年的取决苦心经营与积累，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形成了一定的于政比较优势。

当前，信托证券行业的取决整体实力仍然强于信托行业。信托公司之前在政信、于政地产这两大非标领域取得了相对证券公司的信托优胜，实际上与信托公司采取了田忌赛马的取决策略有关，现在信托公司反过来想以已之短攻彼之长，于政在标品业务领域获得优胜，不符合正常的商业逻辑。

单就特殊目的载体的性能比较而言，信托公司用来开展业务的特殊目的载体是信托计划，证券公司用来开展资产管理业务的特殊目的载体是资产管理计划，基金公司则是公募基金和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信托计划相比证券资管计划的优势是，证券资管计划只能投资证券等标准化产品，因而要开展非标业务还需要再多架设一层特殊目的载体，增加了成本和业务复杂度。但是在开展标品业务的时候，证券资管计划与信托计划相比就没有劣势了。而公募基金则具备明显的优势，就是公募基金可以公开募集，投资门槛远低于信托计划。商业银行理财同样可以公开募集，与公募基金优势相近。

除非我们假定信托公司或者证券公司能够在标品投资领域形成其他机构无法比肩的能力，否则仅不同产品在募集端的不对称，就决定了未来标品资管领域，是公募基金和银行理财的天下。

当前还有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就是，标品业务实际上早已经是红海了。100多家公募基金公司，成千上万个公募基金产品，非标转标推动之下加入进来的银行理财产品，这些产品相互之间拼杀已经到了高度内卷的地步。只有为数不多的头部基金公司和极少数证券公司及银行理财，在标品资产管理业务领域，还能够活得不错。

可以断言，如果没有“非标转标”的监管政策推动，信托公司基于自身在金融行业的比较优势，是根本不会大力开展标品业务的。很显然，政策推动非标转标，以及之前推出资管新规，其目的并不是为了信托行业的发展，而是为了整个金融的稳定与良性发展。

所以我们看到，自从资管新规推出以来，监管部门对于信托等资管行业进行了治理整顿。信托公司之前赖以发展壮大的两大类业务融资类信托和通道类信托都受到限制。在政策影响之下，信托行业的整体发展受到了重大影响。

从信托业协会披露的数据来看，从2018到2020年的这三年，信托行业的资产规模和收入规模等都出现了下降。信托行业在原有业务模式受到政策冲击的情况下，开始寻求创新突破。

这几年里，信托公司在服务类信托如家族信托、慈善信托等方面做了突破。同时，在前面两个股票市场处于牛市的情况下，投资证券市场的投资类信托产品也得到了较好的发展，规模总量与占比都有增长。同时，信托公司发展TOT、TOF等标品业务，响应监管的非标转标政策导向。

然而，一番热闹下来之后，信托从业人员发现，这些近些年大力推动的信托创新业务，虽然花样繁多，技术先进，但是从收入创造及获取利润的角度，似乎仍然无法真正代替融资类信托业务。现实当中，人们发现很多仍然坚守信托传统业务的，虽然陷入内卷，日子难过但是也还能过。反而，是那些转型开展创新业务的人员，陷入了收入无以维持团队生存，进退两难的境地。

这种现像，与我之前在《除了城投与地产，金融还能做什么，除了金融，我们还能做什么》的文章中提到的一个现像非常类似。很多年以来，信托行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两大主动管理类业务就是针对城投提供融资的政信业务和针对地产企业提供融资的房地产信托业务。

在发展过程当中，也有很多信托人员对于这两类业务的可持续性和发展前景产生担忧，并且尝试其他业务，以摆脱对这两类业务的依赖，但是后面发现结局更糟。我当时文中讲到了一个我在中融信托的朋友，一直从事房地产信托，发展不错。但是却在2015年前后尝试新业务，开展了PE投资业务，发行信托计划募集资金，参与了新三板明星企业九鼎集团与中科招商的定增，结局惨淡。